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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微(二)

汪康年

新刑律之能否适用,此不易言也。顾吾所异者,则不在彼等之主张斯事,而在彼等之处置斯事也。夫因定新刑律,而改变数千年来立国之基础,此何如重大之事?按诸事理,自应特为提出,请旨办理,岂有隐匿不言,希冀资政院议员党己居多,一经通过,即为定则之理?此其可异一也。劳君虽力争,然所争者,只此数条耳,且亦非欲如旧律办法也。而遽坐以反对新刑律之罪名,一若以后如有亡国弱种之事,均惟劳君一人肩之者,此其可异二也。凡争政见,就事论事可也,乃各报于劳君立身行己,诬捏百端,深文周纳,忽谓江宁绅士拒劳君不使到任,忽谓劳运动留京,忽谓劳幸得资政院薪水,得以到任,忽谓劳顽固,到任尚须黄道吉日。其余尚多,不及枚举。而凡与劳同志者,亦以此相对待,且激厉其辞,使为新党所恨,此其可异三也。此等手段,固有志者所不屑为,且果系光明正大,亦何必如此,真令人百思不得其故矣。

(载《刍言报》宣统三年三月十六日,《汪穰卿遗著》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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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参考文献格式:[1]汪林茂.汪康年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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