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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说(二一)

汪康年

近年广译日本书籍,遇有日人所用名词,即一律承用,而新名词流入文字者,指不胜屈,甚至公牍用之,甚至诏旨亦用之。而稍涉新学者,尤满口皆是,至“文明”、“运动”、“改良”、“特别”等字面,闾巷妇竖,亦动辄齿及。论者大以为病,窃谓此须分别言之,有向本无是名词,而不得不沿用之者;有向来所定名词,不如彼之名词,而改用之者,但求其精确可矣,不必辨其为彼为此也。且名词一事,日出不穷,汉唐以后,必多于三代;宋明以来,又多于汉唐。事理推拓日多,岂能设法禁限。即六朝佛教,“大人”、“慈悲”、“善”、“知识”等语,亦流行于中国,初何足怪!惟有一事,虽极细致,实足为诟病,则近来称中国动称为“支那”是也。天下之兴,不能自名,而转用他人之名,或“戎狄”则有然耳,外此,则无不用己之名称者。况“支那”者,亦非彼人特以名我,实缘辗转传讹,乃有此号,而我转以他人传讹之称而以自名。准此言之,则“葡萄牙”当自称为“大西洋”,“美利坚”当自称为“花旗”矣。

又近序史事者,亦徇西人之说,而目三代以前为酋长时代,其弊亦与此类。

(载宣统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均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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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参考文献格式:[1]汪林茂.汪康年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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