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说（二七）

汪康年

庚子之祸，为吾国羞，至矣。而以当日所谓义民劲卒，围攻使馆及西什库教堂，数十日而不能克，反受痛伤，不尤可耻之甚乎！然尚有可解嘲者，则戊戌上海宁波人力护四明公所，法人亦未能得志。足见吾国民情，苟能因而用之，无不如志。所恨者，用之之人，辄挟偏私，或以骄慢临之，往往团而即散，此非民之咎也。

民情之可用，非特于其能抵抗见之也。即管理财政，能丝忽不爽者，亦所在有之。凡各业咸有所谓堆金者，每人岁出资若干，举一人管其事，为恤老病死亡之用。或一处同业之人为一会，或与他处相通，其规则严，其监督密，故无敢私行挪用者，上中流人，视之有愧矣。

观教育会情状，而发明一新现象。前数十年，余问出洋诸人曰：君辈在外洋，凡饮食起居等，皆用西法乎？抑用中法乎？其人曰：此须视其与己便利否。依西法便利，则必曰：现来此地，应即依此间风俗，所谓礼从宜，事从俗也；若依中国法便利，即曰：我等中国人，即当依中国之法，何必学外人！凡为此者，固为便利起见也。今之议变法者亦如此。或曰：此各国皆然，根据法理，我国不能独异。或曰：各国各有其风俗，各有其习惯，我国何必尽与他人同！按此二说，亦各有理，但观用之者何如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