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的了解与中国文化之再造

（1991）

牟宗三

前些日子，《联合报》刊载了香港吴明先生所记录的一个访问辞，那篇访问辞的最后，我有两句话，说：“当今我们最需要的是要有客观的正解，有正解而后有正行。”所谓“正解”、“正行”，是模仿佛教八正道中的词语而说的，佛教教人修行有八种正确之道，又叫八圣道分，即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等，“正解”与“正行”之意都包含在里边。简单地说，正解是正当、正确的了解，正行是正当正确的实行。为什么我们处在这时代特别需要正解、正行呢?我有一些感想，在这个“当代新儒学国际会议”上讲一讲，我想是很恰当的。

前几年在大陆湖北曾举办一个熊十力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会，他们出了一个纪念专辑，大概大陆上一些相关的文章都收了，海外的很少。收辑的范围包括前后三代，前一代是老一辈的，是熊先生那辈，包括比他稍大的一些人以及他的同辈与比他稍晚的，如、马一浮、、贺麟、冯友兰等都在内，老一代的人多，文章也多；中一代是像我这一辈的，下一代是当今中青年一辈，人物、文章都不多，也写得不好，只有一篇朱宝昌写得较好，而最差的是，其他则大体不甚相干，只报告一些事实。整个看完了这一个中国近百年来对中国哲学界颇具代表性的纪念专辑，我立即有一个很难过的感想，就是：中国从明朝亡国以后，学问传统即告断绝，所谓学绝道丧，一直到清末民初，社会上了不起的高级知识份子，大体都有真性情，在某一方面说，亦有真智慧、真志气。但他们为什么都不得成正果?这些真性情、真智慧、真志气算是白白地浪费了！我常想：这症结到底出在什么地方?